斯特拉塔（Xstrata）将接手科林思维煤矿

在这种情形下，若直接将高校授予学位的行为纳入高校自治权领域，似乎有些过于想当然耳。

它架构起多元主义政治的竞技平台，让各方利益和观点参与公开竞争，最终依靠多数决评判胜负。［德］哈贝马斯：《公共领域》，曹卫东译，载汪晖、陈燕谷主编：《文化与公共性》，生活•读书•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，第126页。

加之网络本是交互性平台，事实真假自然有他方予以辩驳，执法机关应对网络理性的内生资源保持自信。由此反观诸如媒体接近权等言论干预措施，可以发现，媒体接近权的错误在于，把媒体本身误当成了功能自治的程序，因而要求其承担起促进不同言论表达的功能。自民权运动起算的过往50年来看，当年鼓吹言论自由以从中获致尊重的民权群体，如今为免受来自于占据经济优势的私有化媒体的言论压迫，提出所谓媒体的民主使命，主张给予国家为实现这一目的所拥有配给性和管制性权力。上述程序还隐含一个重要角色，即公正无私的程序主导者。阿克曼的迷惑在于，诸阶段设计，在日常公民教育的辅助下，就一定能超越常规政治下的私人性？未必，他并未直面宪法政治下积极公民精神的内在构成。

只有当投票者的判断是明智的、真实的、基于充分信息的，自治才是有意义的。[47]在此理解下，政治的归政治，司法审查不代替政治作价值决断，而仅着眼于政治过程的程序正当，防止决策过程的偏好恣意影响到决策的公正性。第三种，成绩优良仍是毕业要件的表达，在本条中起承接作用。

但若该高校或该专业以英语为特色，并在教学计划中开设了相应水平的课程，则较高的外语学位授予标准是合理的。[49] 区别于自治品行要件的严格审查与自治毕业要件的轻度审查，自治学术要件由于本身属于依法行政的延伸（依行政授权获得制定权），所以首先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，也就是说，自治学术要件的创制范围应当受限于法定学术要件的内容。在褚玥诉天津师范大学案、[52]杨亚人与天津科技大学案、[53]周楠诉北华大学案等案例中，虽然无关学术要件，但法院在审理时都考虑到这种合目的性，因此将符合社会共知的学术评价标准作为重要的论证理由。况且自治学术要件并非个案的专属性行为，而是会影响较大范围的群体权利，至少在理论上，司法权应持积极态度去研究审查技术，不可自我封闭，然后在司法审查过程中，则要持尊重学术的审慎态度，两者并不矛盾。

2.裁判思路 对本案争议的学位授予要件及其适用问题，法院认为： （1）高校的自治要件没有违反上位法的原则性规定。笔者同样坚信，判决对法律规范的适用和解释形成了运行中的学位制度，而对于判决中司法者的观点和思路的整理，也能够对法律规范的修改和完善有所助益。

参见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（2004）集行初字第1号，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：《人民法院案例选》（2005年第2辑），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428页。 二、理论前提：厘清高校自主、学位授予权、学术自治之关系 学校虽然是以教育权为核心构建的组织，但是教育活动仍有不同导向：学校行政必须以促进中小学生人格自由开展为目的，而大学行政则应该以促进学术自由为目的。摘要:  我国《宪法》第47条与《高等教育法》第10条中的学术自由条款为高校自主建构了制度性保障。其中涉及品行要件的数量有18件，涉及毕业要件的有8件，涉及学术要件的有9件。

[38]可见，这种对学生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处分事项应受到法律优位原则的拘束，自治要件不能严于上位法的规定。 （一）高校自主 从实定法考察，我国公法中的自治主要有以下几种： 1.特别行政区自治。因此，学术自治作用于两个面向： 1.组织法上，国家为保障学术自由在制定法上确认了高校追求真理的自治空间，这是一种立法确认，而不是授权的公法人权力，高校依此自主制定科研、管理及教学相关的校规。[34] 其细化内容分别由《办法》第3、7、11条规定。

[26] 德国的乌勒教授1956年在德意志公法学者年会发表的《论特别权力关系》一文，正式提出了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的两分法，大幅度修正了过去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所呈现出来行政权过度的专断，对理论与实践均产生巨大影响。 （一）品行要件 《条例》第2条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原则性规定，能否作为学位标准与其他要件并列是有争议的，但是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〉等有关法规、规定解释的复函》（以下简称《复函》）认为该条基本内容是相当丰富的，涵盖了对授予学位的人员的遵纪守法、道德品行的要求。

《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第3条规定：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，经审核准予毕业，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）的成绩，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、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并且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的，授予学士学位。即权衡促进学术水平与学生权益保障之间的利益平衡。

也就是说，学位标准可以由立法机构进行设定，在依法行政的脉络下进行适用。《条例》第4条中‘较好、‘初步能力等字眼均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，具体的解释适用是由高等院校作出的。（4）对学位授予要件做出区分。由此，他对校规审查提出了目的－规范－原则的三阶层模式，即基于校规优先与法律保留，首先对校规是否涉及学术目的进行审查。而对某些自主领域，行政权力仍有介入的空间。参见何万顺、廖元豪、蒋侃学：论现行大学英语毕业门槛的适法性——以政大法规为实例的论证，载《政大法学评论》第139期。

廖丹诉华东理工大学案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15）赣行终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。在此阶段，高校自治要件的外形尚与一般行政规定无异，唯因细化空间与高校自主领域出现交涉，因此部分内容进入学术自治的范畴。

[46]巴霍夫教授进一步指出，审查判断余地的标准来自赋予行政机关任务的法律，内容限于合法性审查，界限在于价值判断。6.行政机关的判断，是否违反法定的正当程序。

[14] 许育典：《教育宪法与教育改革》，五南出版公司2005年版，第17页。但是，国务院学位办在2003年回复浙江大学的请示时又重新激活了该条款的规范功能，赋予其遵纪守法、思想品德的新内涵。

[48] 另一方面，虽然学术自治的目的在于促进和保障学术自由，但是自治的不当行使本身亦会侵害学术自由，乃至学生的教育权利。高校是否具备与要件设定相应的实现条件。若不符合平等原则，则进一步审查该校规制定的目的是否符合重要公共利益。其次，高校对招生方案，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等招考自主权，要受到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的间接干预。

沈岿:《公法变迁与合法性》,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,第119页。[40]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(2013)吉中行终字第96号行政判决书。

[23] 进一步阅读请参见湛中乐、李凤英: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的法律分析——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之完善,载《中外法学》2000年第4期, 第487页。但因时代之演进，特别权力关系日见软化，同时强调对特别权力关系之基本措施应有权利保护，德国、台湾地区的学说上有主张特别法律关系取代特别权力关系。

在此类行政诉讼中，司法机关应当审查行政主体确认行为是否基本符合法条规定，而不能无限制的对条文的内容进行审查。毕业时，何小强获得武昌分校颁发的毕业证书，但由于其未通过全国英语四级考试，被华中科大拒绝授予学士学位。

下文将分为三个部分对该问题进行深入阐释。由此，通过司法途径对高校学术自治形成了一种制度性保障，使《宪法》、《高等教育法》中科学研究自由的规范目的得以落实。若高校直接以毕业要件替代学术要件做出不授予学位的决定，就是一种要件适用错位的适用法律错误情形。虽然《复函》的规范外形仅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，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是《条例》明确的享有实施细则制定权的国务院主管部门，根据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》的相关规定，国务院学位办可以成为有权法律解释的主体。

法院则认为，学生思想品德课的成绩应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中规定的考核形式予以考核，[11]考核成绩记入成绩册，并归入本人档案。[38] 参见指导性案例38号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、学位证案。

依据《办法》第3条的规范结构，品行要件、毕业要件以及学术要件之间系递进关系，不同于品行要件与学术要件，毕业要件的内容只能指向不准予毕业的法律效果，以此间接影响学位授予，而不能直接指向不授予学位。济南大学在诉讼中提出，杨永智因与人打架受到学校处分，说明其相关品德教育方面的课程成绩不够优良，故不符合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。

[47] 德国行政法理论中，对判断余地的司法审查主要集中在：1.审查行政机关是否错误理解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定中的判断余地。注释: [1]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（1999）一中行终字第73号行政判决书。